同游四季
　　（一）
　　四季是一首诗，一首大自然以自体无可遏阻的变化来演示天道宏博和伟大的史诗。

　　四季是一杆尺，一杆每个生命都借此来丈量自我历程的无所不在、无时不覆的尺度。

　　四季还直接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离开她，我们的青春失去依托；离开她，我们的记忆失去颜色。生命就是由不同的四季连缀而成。

　　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农耕史，中国人重农时节令，重与天、与四季的相和，重人的安居和心灵的安顿；于是中国人将年时划作24个节气，让四季成为与生命成长相关连的结点，成为天地万物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生成契机；于是中国人将四季化为理解生命的返本复始的思想，化作“故者化为新、新者通于故”的通变今古新旧的生命姿态。

　　中国人深谙四季变化循环的要义，强调万物相安相伴的道理，所以，中国的文化倾向于内心，复又用心去体察四季，理解其中的彼此相照的道理，从而把人生视为天地间如同四季的生命旅程，建构起一种畅游天地的伟大的心灵。

　　这种心灵往往属于一些极其独立的、自主和自为的生命，如庄子《逍遥游》中的浩然之气：“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如《孟子》中的谆谆心语：“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游。”这种心灵还往往带着一种特殊的敏锐，为四季的流逝而感伤，善于酿造让可见与不可见相互映照、相互催发的绵绵的爱心与诗意。

　　一位近代中国教育家曾说：大学是一个大池塘，师生如鱼同游，他们的关系，就是同游的关系。学生跟着老师游，年长月久，也就知道怎么游和游向何方。

　（二）
　　象山，群山的一隅，莅平野，临钱塘，环山伴水，正有山水的望境。山北，合院式的群落，隆起的高台，向着山麓呈开合之势，两条长廊深向山体，引领人们向着青山、向着四季瞻望。山南，重院与爬屋相叠，如卧如行，几条土坝筑起与山岚相望的格局，清渠与绿池在倒影中牵动相互映照的回想。象山的四季似不明显，但江南所有的季候变迁，在这里都凝成一份美的征候：春雨的迷蒙，夏日的葱绿，秋岚的暖色，隆冬山头上孤独的寒林。当万只鹭鸟在暮色中排空飞旋时，校园学子们青春激情亦被翔起。与这般林山相伴，那师生们的心灵都将与四季相亲，与自然变化的契机相蒙养。

　　这样的山水校园中“游”出来的人们将是一类“山民”，他们有一种林山依恋的症候：习惯于一个人在清寂无援状态下的沉稳前行；习惯于崎岖山路上没有尽头的不倦攀援；习惯于在人迹罕至的林壑中独自探求。这种症候正是无数次共同跋涉的心灵传递，还是与山川四季同游的家族式的濡染与薪传。

　　这样的人常常具有一种纯粹的激情，在很多方面他们显得腼腆而踌躇，但当生命面对某种不容回避的真实表达时，他们就会变得率真，变得刚烈，变得赤子般透明，甚至表现出几分偏执和激进，以及一个孤注一掷者的顽强和执拗。当这种激情凝定之时，我们将看到人类在某个方面所能够达到的深邃和神异。

　　很多人都只看到山壑的风光，却并不准备承受日复一日的攀援。事实上，即便某些仰慕林山的人们，在他们有限的通融和可能的邀约中，真正的理解却难。在很多的情况下，“山民”们的攀援和迁徙在山下人们的眼中，总被看作一份累事。正是林山四季的生生不息、周而复始的力量把他们变成了一类精灵。这类精灵依助林山，与那世俗世界拉开距离，因此他们注定不能与山下的人沟通。那林山像是一个敞开的世界，但并不欢迎陌生人随意闯入。只有那种愿意把人生只拥有一次的生命投掷给林山的人们，才能真正进入林山。唯独当你将一生来做一次人世的漫游，林山的四季才会因你们体验而化作你生命渡筏的篷帆。

　　终于，在某个久雨初晴的午后，我们在象山、在西湖的三面云山中行走，从一眼山泉中远远地瞥见一群金鱼，像红云一般漂游，从泉的这头，向源头注水的活口，翩翩地游着。四季凝成一瞬，一瞬化成永远。

　（三）
　　四季，说的是诗，指的正是大自然内在而勃发的生机。

　　中国的诗人对四季都有一种内在的敏感，通过他们的塑造，中国的四季也就具有了一种如诗的灵性。

　　杜甫在《春夜喜雨》中写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在这颗仁心关爱的触摸之下，由天而降的雨不仅有“知”，而且还牵涉着一种更大的自然之力。雨是一个开关，被怦然打开的正是春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可见与不可见的降临都是那般悄无声息，却又浸蔓着万事万物。诗所展示的是溶在千古中的每一颗平常心都可以感受到的大爱。

　　杭州西湖的春雨，千古闻名。北宋诗人陆游以一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将那样一个春雨初霁的清晨寄给湖畔，寄寓在中国人湿润而敏感的情怀之中。陆游在诗中还带出了某种季候的关联：春雨与杏花。正是这种关联之间的跳宕，洗去人心的忧烦，而让春雨明亮起来，让人心灿烂起来。从此，杏花与百年千载的春雨相伴，穿透所有充满期待的人心。

　　《赠卫八处七》是杜甫又一首写到春雨的诗。杜甫再一次把诗境带入日常的生活，却又照彻千秋。如果在今天，这一定会是一部清新的影像短片。先是烛光和光影中摇曳的苍鬓白发，接着是二十载往事闪回。那图像可以很有意味，但与这诗，终还判然有别。诗中凝着的不仅是画，更是那在口边和心中翻滚的熟句，那种人心畅想的提示，那包裹在四季变迁、人生奔忙之中的世情关怀。酒与雨，安顿与流徙，那朗照千秋的仁心爱意是注定要选择后者，选择“世事两茫茫”的苍凉与牵挂。

　　杜甫也会醉酒，醉酒时写下中国最敢骂的《醉时歌》。歌中有“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这样的千古绝唱，也有“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这样的悲怆痛斥。这诗在“文革”中没有被挖出来编入中学课本却是怪事。诗仍然写的是春酌，仍然写有春雨，但醉酒发歌可谓字字血，声声泪。人们都只道狂歌高蹈如有鬼神，谁曾想那饿死者填满沟壑？那知识分子的命运，如此惨怆，但这相遇衔环、高歌痛饮却是诗人的自由，灵魂漂泊的自由。为了这种相遇衔环、灵魂漂泊，诗人的命运就是“游”。“游”，注定是诗人最后的归宿。许江 戊子正月于西湖南山

      记忆的返乡
　　（一）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许多难忘记忆。儿时的家园，发蒙的老师，久长的憧期，怵然的相遇，某种铭刻在心的逝去。这些记忆如一根主轴，支撑着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我们不仅从这里捕抓过去，缅怀往昔，而且由此获得亲历品评的印迹与尺度，理解和构划着人生。

　　我五十多年的人生旅途可以分为三个片断，三个学校的片断。我从小生活在福州郊区的一所中学。这中学建造在一座小山上。这小山名叫浮仓山，它的尺度正便于一个少年成长中的步幅和慜顽，那上千株的大树成为男孩渴望征服的对象。从山顶上的树冠中俯望福州的北郊，遥想自己在绿野田陌的奔跑之中回望这梢头的感觉，是我最早的关于返观自照的体验。2002年，我曾独自回到这里。郊野已成闹市，鳞次错杂的楼房把小山夹在中间，一道高架公路从山腰划过。那家园的绿色气息已经不在，但那种浪漫少年的情怀与文革苦难的遭遇相交叠的桑园之感，却长存心扉。

　　这之后，最深的记忆是在闽北山区沙县的一所山乡小学担任民办教师的生活。这所小学原是一座寺庙，木板的隔墙将两旁厢房分开，此起彼落的读书声，最是乡村学堂的风味。我不仅在这里承担英、音、体、美的课程，而且要去大山深处为两所小学上英语课。那三十余里的山道，尽是陡峭的石阶，风雨中的远行布满艰辛。但当时我正年轻，常在这崎岖山道上讨自在的生活，品味孤寂长行中独处自然的欢悦。有时在山路弯弯、彼此回望中，体味道途的幽隐和人迹声息的出没，感觉自己行走在倏忽变换的视域之中。有时，转过一个山头，蔽目的青林隐退，脚下却是一望无际的浮云。我在那里曾尝试最早的水彩，只那水彩画云，却是难上又难。

　　从那大山深处一步步走出来，最后的落脚却是如画的西子湖畔。1978年，经过数次考试，我们终于进入美院这座圣殿。使用圣殿的称谓，对于一个崎岖小道上的远行者来说，绝非夸张。当我第一次站在西湖客船的甲板上，初见荡漾的秋日碧波，蓦然想到：那曾经的经历都是伏笔，那生活的磨难都是预演，只为有朝一日得以真正亲近湖山。每当端午仲秋的节气，我们都会循着北山南山的山道，追慕先贤的足迹，用目光和心去触摸云山晴好的格局。一条长廊将教室、宿舍、食堂相串，悬着一副朴旧园林的表情。我们仿佛在某个传统书院中行走，却不断地跨越一个个时代的栅栏：在解剖课上第一次被允许画人体；在展览厅中第一次目睹图片中凡东更、鲍纳的风采；在龙居坞的祭礼堂上，第一次参加死于文革迫害的名师的生死悼别；在第一届浙江大学生文艺汇演获金奖的夜晚，手挽手在湖滨大道上排成横列，高歌前行；在美院陈列馆的木地板展厅里，举办杭城最早的舞会；在国足冲出亚洲的激情之夜，率先冲上大街，冲进医大校园，向正值考试的兄弟院校发出挑战；百十位同学挤在一起，伸长脖子，站着看电视转播的日本电影《追捕》与《望乡》。今天想来，所有正常和不正常的事情，在那个时代都只若开天辟地的初创，撞入我们的生活。

　　这中学、小学和大学的特定环境，构成了我生命的重要篇章，并指明了我作为一个与人文教育相关者的归宿和命运。今日回想，那种特定历史年代的感受依旧沉重。旧时的气息总会转换成一种不可见的力量，稍然雕塑着同代人的独特情怀，正是这种历史的情怀，成为我们记忆的家园。所谓记忆的返乡，就是回到这种随着岁月流长而载沉载浮、愈醇愈浓的历史情怀中去。

　　（二）
　　1979年夏季，我们跟随费以复先生从浙西北的乌溪江来到上海，拜望了他的老师颜文樑老先生。在纷杂却又典型的老式楼房的底层，八十多岁的颜老先生带着孩子般的激动，亲手展示他的画作：最具印象派风韵的早期风景作品，南京路永安公司的红绿霓虹的夜景……他那急促的碎步和老者特有的执拗，构成一幅神采明亮的写照，甚至比他的绘画还要感动我们.我们第一眼就被老画家的单纯、朴直所感染。另一边，全系在职老师中年龄最大的费先生徒然变得年轻，脸上挂满孩子般的笑容。那一幕被留在记忆中，比当年所有的绘画本身更深刻。

　　1985年春，赵无极先生在学院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绘画讲习班，来自全国8所美术院校的师生27人参加。学习班结束时的汇报展上，学院请来了国立艺术院的创建者之一、当年的教务长林文铮先生。林先生是蔡威廉先生的丈夫，蔡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去世后，林先生始终独身一人。曾因研究宗教，被指搞迷信，入狱多年。其时林先生结束牢狱生活并未太久，老人端坐在展厅正中，几乎不敢多动。但只要赵先生走到他的身旁，他的眼中就会闪出一道为人师者才会存有的目光。赵先生也变得年轻，握着林先生的手风趣地对大家说：“林先生过去经常‘骂我’。”林先生回答：“你现在不是‘骂’成功了吗？”老师是一份特权，一份在知识传授之中给予精神和心灵榜样的威权。这种威权还带着某种永生的契约，无论经过多少岁月，那威权仍在根处塑造着彼此的情怀，同时又牵连着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谱系关联，一种跨越代沟的支配性的感情力量。

　　朱金楼先生是我院艺理兼备的学者型的教授，也是我学生时期就认识的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那时我方才大二，学院用当年全院经费的十分之一买了一批国外原版图书，最让初见世界艺坛面貌的学子们心仪。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向朱先生表达了对鲍纳绘画的喜爱。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朱先生就把鲍纳画册借到他的家中，让我到他那里阅读，并要我试着翻译，如果当时我的英语稍微更好一些，或者说我能更珍视这种难得机会，也许中国第一篇关于鲍纳的译文应该从这里出来。1986年，《从素描走向设计》书稿完成，朱先生主动提出为书写序，并在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将我们参考的书目重读一遍，然后为这本六万多字的书写了近五万字的序言。1987年，我为当时浙江油画展写了一份前言，试着用跳宕的散文笔调，抒写浙江油画的历史。这篇短文受到朱先生严厉的批评。我反反复复地感受到这次批评的意义：那种牙牙学语的遣词造句、附庸风雅的文章对写作者所构成腐害的警策。

　　这老先生与更老的先生之间的情怀，已经铸成了我们自己的关于学术家族谱系的精神印记，由此我们成了某一类人，某一类谈论自己艺术观点时如孩子般纯赤的人；某一类见到先师习惯侧身而立、却又极少恭维阿谀的人；某一类可能会在沉默和激烈中疾迅摆动、却总在眼角写出真情的人。我们被如此塑造着。世事总在迁变，不同的人又性格不同，但这种历史感却总以纯一的精神表情，引领着我们在艺术攀援的同时，领受某种家族般的神态，并在心灵深处潜化而为一种特殊的认同。这种历史感中包含了对湖山风月的独特依偎；包涵对人生四季只见闭情的、淡定而冷峻的雅质；包涵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陶然忘境；包涵舍去湖山诸般好处、唯求日暮晨曦原汁原味的存在的执拗；包涵“犹之惠风、荏苒在衣”的从容和洒脱。

　　这种历史感，淡，却宕定；柔，却弥远；幽微，却简古；如诗如缕，却生生不息。《诗品》“冲淡”一格中说：“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那曾经于修竹之下的亲历亲察，在心中呈神舆之契，发载归之愿，此即是记忆的返乡。如若我们襟抱这种历史情怀，我们就在家园中，日日在家园精神的丰实的归途上。许江 丁亥除夕于南山三窗阁

      五谷杂粮与学院精神
　　古代中国，称五谷者，麦、菽、稷、麻、黍。其中麦类草本植物，中外俱熟，菽指豆类植物，麻指麻类植物，黍指黄类、小米类植物。稷即粟，泛指玉米与谷子，其意最重，被尊为五谷之长，帝王奉祀为谷神，又将政权江山直称社稷。五谷中，并未包括今日袁隆平的籼稻。与稻香米甜相比较，中原北地的五谷大部分属粗杂之粮。但面对今日城市诸病，五谷杂粮即成最养人，也最科学的自然食谱。综合艺术系诸君以此为题，策划展览，其意在于指明今日艺术学院教育的体制里，跨媒体的综合艺术所代表的实验形态的边缘化的定位，同时又暗示着这种边缘化在不断延异着的社会需求中所存持的某种根源性的联系，及其趋向中心的力量。

　　学院的艺术教育与前卫形态的实验艺术曾经构成中国上世纪80和90年代彼此激荡、互为砥砺的艺坛奇观，其“家园”与“江湖”的关系。“家园”与“江湖”的冷战坚持多年，时而形成体制———反体制的角斗关系，时而叠合成纯然的人文力量来对抗市场的侵袭和时尚的潮流。随着中国艺坛持续深入全球文化的语境之中，随着中国学院体制面对媒体时尚和技术文化变迁所做出的重要调整，也随着海归艺术家与前卫艺术家的回返学院，学院内外开始沟通，当代实验艺术孤身江湖的身影被改变，开始与学院更新之中的体制共同孕生着一种新的“实验型”的关系。中国美院的综合艺术系和新媒体艺术系正是这种新型关系发展的学术平台。“家园”和“江湖”在这里叠合而为某种诗化的实验场所。

　　在梳理我院1978年至今30年的历史变迁中，我始终思考着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院为什么并没有出现成规模的“伤痕”美术，现实主义的叙事情结在“越鸟巢南枝”的中国南方，为什么总是遭遇某种习惯性的叛逆和超越，而呈现出一种与国际当代艺术语境直接对话的风潮，呈现出一种更为自由、也更为思辨的批判性的实验倾向。在“八五新潮”运动中，在中国新媒体艺术最初的萌芽中，我院为什么总是扮演着军火库和演练场的角色，发挥着在中国早期实验艺术渴望风生水起的表演中那祭坛式的作用。在近几年中国的新艺术教学展览中，我院的实验教学又表现出与其他院校迥然不同的倾向。我院的实验教学在更为国际化的思考背景下，涉入更为广泛的跨媒体实验领域，并对今日社会提出更具启蒙意义的批判性的诘问。是什么使得这个学院一再策划着必定要自食其果的拓荒者的使命？是什么使得这个学院始终滥觞着一种思想启蒙的激情，而与当代艺术实验有着情味相投的精神气质以及血脉相连的关系？我们是否可以在林风眠先生所倡导的引进现代主义精神入中国、从而能够本土发展出新的东方艺术之路中；是否可以在建院之初的理论热潮经由几代人传承发展起来的、具有理论启蒙意义的艺术人文智性模式及其持续的革命性力量之中；是否可以在西子湖畔的湖山望境中熏养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通境与迁变相交叠的人文情怀中，找到我们称之为国美文化品格的某类端倪呢？

　　“五谷杂粮”，带着综合媒体艺术在一个绘画与雕塑艺术的学院中自我放逐的任性情态，在它的祥瑞祈福式的愿景中包裹着一把利刃：当代艺术需要“杂粮”，需要汇通型的综合语言的养育。纯粹传统画种的单一“精粮”已然带出众多弊端。真正回归本土形态的博采是当代艺术更生的营养链，要建立起一个本质开放和自由的学院机制，带领着真实的生命去面对思想启蒙的滥觞，去面对新生活的催启，从本土性和国际性双向资源的研究中，开启让艺术行为批判地进行着的生命理性，唤起生机勃发的创生力量。

　　也许，在未来的学院教育中，“五谷杂粮”将成为一类专有词语，指向貌似边缘化的实验形态，指向人与世界同在的朴素原发的本土倾向，指向在存疑与批判中不断更生的那种学院精神。

                                                    许江 2008年2月15日于西湖南山三窗阁

    中国美院的前世今生

    1928年国立艺术院
    1929年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1938年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1958年浙江美术学院
    1993年中国美术学院